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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的抑郁焦虑状况被引量：24: 2015年; 目的：了解我国HIV阳性男男性行为人群（MSM）的抑郁、焦虑状况,探讨抑郁、焦虑的相关因素。方法：在MSM社区HIV感染者小组的帮助下,在HIV阳性MSM中采用＂滚雪球＂的方法,共招募HIV阳性MSM 600人,采用电子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获有效问卷541份。使用自编HIV阳性MSM人群健康状况调查表调查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健康行为等,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调查抑郁（CES-D评分≥16分者为有抑郁症状）、焦虑（SAS评分≥50分者为有焦虑症状）状况。结果：研究对象抑郁、焦虑症状检出率分别为44.7%（242/541）和25.1%（136/541）。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包括最近1年考虑过自杀（OR=3.31,95%CI：1.73-5.34）、未将HIV感染状况告知男性固定性伴（OR=0.47,95%CI：0.30-0.73）和被歧视经历评分高（OR=1.19,95%CI：1.11-1.29）;与月收入≤1500元者相比,月收入为〉5000元者有抑郁症状的可能性降低（OR=0.34,95%CI：0.17-0.71）。焦虑症状危险因素包括最近1年考虑过自杀（OR=2.43,95%CI：1.40-4.21）、接受抗病毒治疗（OR=1.74,95%CI：1.06-2.84）和被歧视经历评分高（OR=1.12,95%CI：1.05-1.20）;与月收入≤1500元者相比,月收入为〉5000元者检出焦虑症状的可能性降低（OR=0.44,95%CI：0.20-0.94）。结论：本研究提示HIV阳性MSM人群抑郁或焦虑症状检出率高,需要引起重视;降低社会歧视、促进性伴交流与支持、改善经济状况可能有助于提高HIV阳性MSM的心理健康水平。; 陈芳丁凡林小杰王晓冬何欢黄文董燕燕杨巧红张洪波; 关键词：HIV感染男男性行为者抑郁症状焦虑症状

中国三城市 H IV 感染者中男男性行为人群男性固定性伴告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被引量：13: 2014年; 目的：调查广州、重庆、成都市HIV感染者中男男性行为人群（ MSM）男性固定性伴告知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采用“滚雪球”方法在广州、重庆、成都市开展调查。纳入≥18岁、HIV感染者、发生过男男性行为、接受调查时分别居住于3个城市者，调查其男性固定性伴告知状况，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获得有效问卷541份，有效率为90.2％。结果541例HIV感染者年龄为（30.2±7.7）岁，拥有男性固定性伴者占78.2％（423／541），其中，有配偶者占10.9％（46／423），拥有1名男性固定性伴者占58.9％（249／423），拥有2名以上男性固定性伴者占41.1％（174／423）。将自身 HIV 感染状况告知全部男性固定性伴、配偶和部分男性固定性伴的比例分别为41.8％（177／423）、4.5％（19／423）和20.3％（86／423），未告知任何男性固定性伴者占37.8％（160／423）。近6个月，拥有HIV阳性性伴的调查对象占35.2％（149／423），其男性固定性伴告知率为70.5％（105／149），高于拥有HIV阴性性伴者[26.3％（72／274）]（χ^2=77.46，P＜0.01）。拥有HIV感染状况未知性伴的调查对象占52.7％（223／423），其男性固定性伴告知率为22.4％（50／223），低于拥有已知HIV感染状况者[63.5％（127／200）]（χ^2=73.11，P＜0.01）。拥有HIV阳性性伴者将自身HIV感染状况告知男性固定性伴的可能性是拥有HIV阴性性伴者的6.36（3.75～10.80）倍，拥有未知HIV感染状况性伴者将自身HIV感染情况告知男性固定性伴的可能性是拥有HIV已知感染状况性伴者的0.44（0.25～0.76）倍，与男性固定性伴有肛交行为的调查对象，其男性固定性伴告知的可能性是无肛交行为者的0.46（0.22～0.95）倍。结论广州、重庆、成都市HIV感染者中MSM的男性固定性�; 陈芳丁凡林小杰王晓冬何欢黄文董燕燕杨巧红张洪波; 关键词：HIV感染性伴侣男男性行为者性伴告知

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感染者无保护性行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被引量：13: 2012年; 目的了解男男性行为者（MSM）中HIV感染者性行为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于2010年6—12月采用滚雪球的方法在上海市HIV感染者中招募200例经男男性行为感染者为调查对象，调查其社会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最近6个月男男性行为、异性性行为、饮酒行为、使用烷基亚硝酸盐与毒品行为以及抑郁和焦虑症状，并分析其高危性行为的危险因素。结果共招募200例符合条件者进行调查，45．0％（90／200）调查对象年龄为26～35岁，已婚者、与同性同居和与异性同居的比例分别为30．0％（60／200）、17．0％（34／200）、9．0％（18／200）。57．5％（115／200）的调查对象报告最近6个月有同性肛交行为，13．5％（27／200）的有异性性行为，36．5％（73／200）的拥有2个及以上同性肛交性伴。最近6个月中，与男性发生肛交和女性阴道性交行为时不能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者分别占16．0％（32／200）、3．5％（7／200）。调查对象最近6个月高危性行为（同性无保护肛交或异性无保护阴道性交）报告率为17．5％（35／200）。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危性行为的危险因素包括：最近1次性行为前饮酒并有醉意（OR=4．270，90％CI：1．676～10．881）、最近6个月在性行为前使用烷基亚硝酸盐（OR：3．397，90％CI：1．564～7．377）、确诊HIV感染时间在半年以内（OR=4．181，90％CI：1．939～9．013）、拥有男性偶然性伴（OR=2．951，90％CI：1．278～5．252）。结论在MSM人群中HIV阳性者存在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肛交和阴道交性行为，饮酒及使用烷基亚硝酸盐等物质可增加高危性行为的危险性。; 何欢汪敏张洪波宋丹丹佘敏董振鑫屈昱煌隋鑫; 关键词：同性恋 HIV感染性行为

浙江省2011年新型毒品使用者艾滋病、梅毒和丙型肝炎感染状况及其危险行为特征分析被引量：34: 2015年; 目的了解浙江省新型毒品使用者艾滋病、梅毒和丙型肝炎（丙肝）感染水平、相关行为特征以及相互关系。方法2011年在浙江省6个城市对戒毒人员进行匿名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使用毒品种类、性行为、接受干预情况，并采集血液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丙肝抗体检测。利用SPSS15．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共调查3253人，其中新型毒品使用者1298人，占39．9％，北部和中部地区、女性、≤25岁年龄组、浙江省户籍和有商业性性行为的吸毒者中使用新型毒品的比例较高。1298例新型毒品使用者中，使用冰毒者占91．2％，HIV抗体阳性率为0．1％（95％CI：0．0％-0．2％），梅毒抗体阳性率为8．1％（95％CI：6．6％～9．6％），丙肝抗体阳性率为17．3％（95％CI：15．2％-19．4％）；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12．7％，有注射吸毒史者占9．2％，最近一年有商业性性行为者占29．6％。曾接受安全套发放和咨询的比例为33．4％，曾接受艾滋病检测的比例为14．0％。多因素分析表明，来自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新型毒品使用者的梅毒感染、丙肝感染和有注射吸毒行为比例高于来自北部地区者；女性是梅毒感染的相关因素；曾注射吸毒和最近一年有商业性性行为与丙肝感染相互关联；曾注射吸毒行为与最近一年商业性性行为相互关联。男性、浙江省户籍及未接受过安全套发放和咨询者更有可能发生商业性性行为。结论新型毒品使用者梅毒和丙肝感染水平高，不安全行为发生率高，接受干预服务比例低，提示需要提高对该人群的艾滋病、梅毒和丙肝感染风险的认识，设计制定针对该人群的有效干预措施，扩大干预覆盖率。; 潘晓红蒋均何欢陈琳杨介者张洪波汪宁; 关键词：艾滋病梅毒丙型肝炎

中国三城市HIV阳性男男性行为人群接受随访与抗病毒治疗服务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被引量：16: 2015年; 目的分析HIV阳性男男性行为人群（MSM）接受艾滋病相关检测随访和治疗服务状况，及影响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因素。方法于2013年1—6月，选取成都、重庆、广州市为调查场所，采用“滚雪球”的方法招募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8岁以上，有男男性行为，已确认HIV阳性，居住在成都、重庆或广州市。本研究共纳入调查对象501例，其中，成都市160例，重庆市168例，广州市173例。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通过计算机辅助调查方法收集资料，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接受相关检测治疗服务和相关知识知晓状况、最近6个月的性行为和感染状况告知等情况。采用非条件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是否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影响因素，计算OR（95％CI）值。结果501例HIV阳性MSM中，病毒载量检测率为19．4％（97例），CD4＋T淋巴细胞计数检测率为90．8％（455例）。最近1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检测≤350个／ul者为33．0％（150／455），其中接受抗病毒者占56．0％（84／150）。与本地户籍者相比，外地户籍HIV阳性的MSM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0R（95％CI）值为5．21（2．33～11．66）；与最近6个月无偶然性伴或商业性伴者相比，有偶然性伴或商业性伴者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0R（95％CI）值为2．16（1．03～4．50）；与最近6个月和男性发生无保护肛交行为者相比，无该行为者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0R（95％CI）值为2．68（1．10～6．50）；与最近1年诊断感染性病者相比，未诊断性病者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0R（95％CI）值为2．70（1．12～6．55）。结论HIV阳性MSM接受相关检测随访与治疗服务率均较低；外地户籍者、最近6个月有偶然性伴或商业性伴或未和男性发生无保护肛交行为者、最近1年未曾诊断感染性病者未接受抗病毒治疗风险较高。; 胡晓松陈芳丁凡林小杰王晓冬何欢黄文杨巧红张洪波; 关键词：HIV

上海和成都市HIV阳性MSM人群性传播危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被引量：10: 2015年; 目的了解有无保护性行为HIV阳性的MSM人群性传播行为状况,及与健康状况和性伴告知的关系。方法在成都和上海市HIV感染者中,采用滚雪球方法共招募308名HIV阳性且有无保护性行为的MSM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被确认HIV感染时间、CD4＋T淋巴细胞数、病毒载量、抗病毒治疗状况、焦虑和抑郁症状、最近6个月性伴种类和性行为、固定性伴和偶然性伴告知状况等。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方法分析性传播行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308名调查对象中,最近6个月至少有一次性传播行为的报告率为70.1%（216/308）;确认HIV感染后拥有男性固定性伴、男性偶然或商业性伴的比例分别为89.0%（274/308）和68.2%（210/308）,其中未告知固定性伴、未告知偶然或商业性伴的比例分别为59.1%（162/274）和94.3%（198/210）。未告知固定性伴者中,91.9%（149/162）有性传播行为,未告知偶然或商业性伴者中相应的比例为89.9%（178/198）。多因素分析显示,非同性性取向者拥有性传播行为的危险约是同性性取向者的6倍（aOR=5.896,95%CI：1.808～19.232）;未将自己的HIV感染状况告知、或仅部分告知男性偶然性伴或商业性伴者,其继续传播行为的危险分别是告知性伴者的29倍和19倍（均未告知者：aOR=28.957,95%CI：7.511～65.004;部分告知者：aOR=18.956,95%CI：6.995～57.417）;确认感染HIV时间为〈6个月者其继续传播行为的危险性最高,1～2年者发生性传播行为的危险性最低（aOR=0.048,95%CI：0.033～0.788）,≥2年者发生性传播行为的危险性有所升高;与未接受抗病毒治疗者相比,接受抗病毒治疗者发生性传播行为的危险性降低。结论 HIV阳性且有无保护性行为的MSM人群拥有性传播行为比例超过2/3,增加抗病毒治疗和促进性伴告知是降低HIV阳性的MSM人群继续传播的重要策略,确认HIV感染时间〈6个月者是性传播行为干预的重�; 何欢张洪波丁凡林小杰周易肖剑陈芳黄文董燕燕杨巧红; 关键词：男男性行为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性伴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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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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