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来
- 作品数：11 被引量：194H指数：5
- 供职机构：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更多>>
- 发文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更多>>
- 相关领域：经济管理政治法律文化科学更多>>
- 地方官员任期考核与企业盈余管理被引量：6
- 2018年
- 文章利用2007—2015年中国31个省份省委书记(1)任期资料,运用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省委书记任期考核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在省委书记任期考核年,企业盈余管理显著增加。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任期考核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省委书记干预能力或干预动机强的情况下。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企业盈余管理的认识,同时也为完善中国官员考核和企业监管制度提供了政策启示。
- 潘红波周颖陈世来
- 关键词：省委书记盈余管理
- 企业上市与税收规避被引量：11
- 2021年
-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回归研究方法,利用2002-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IPO企业为样本,研究IPO企业的避税问题。结果发现:相比IPO前,企业IPO后避税程度显著降低,且主要表现在非国有企业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中。保荐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IPO前的避税行为,甚至使IPO前后的避税差异出现逆转。从避税路径看,IPO企业会动态调整避税策略,即在IPO前主要采用账税差异避税,在IPO后更多采用账税一致避税。从经济后果看,企业IPO前的避税行为有助于上市后获得较好的短期股票市场表现,但部分证据表明IPO前的避税行为会对企业长期会计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企业上市后业绩下滑。本文为理解企业IPO过程中的避税行为提供新视角,也为深化IPO监管和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提供政策启示。
- 李青原陈世来
- 关键词：税收规避
- CEO或董事长的亲缘关系与企业创新——来自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被引量：22
- 2017年
- 本文研究CEO或董事长的亲缘关系对家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CEO或董事长的亲缘关系能显著提高家族企业的创新水平,而且这种效应随着非家族CEO和董事长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弱,随着2008年强化员工保护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而减弱。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创新保护和创新激励理论,即与非家族CEO和董事长相比较,家族CEO或董事长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更高,而且能分享企业长期创新成果,进而有助于企业创新。
- 潘红波陈世来
- 关键词：高管激励劳动合同法家族企业
- 高管第一学历、最高学历与企业创新被引量：2
- 2018年
- 以我国2007~2014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第一学历、最高学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第一学历毕业于"985"高校的企业创新显著更多;最高学历为硕士及以上的高管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高学历层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一学历为普通本科的高管;董事长学历特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强于CEO。进一步检验发现,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高管的第一学历、最高学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985"重点高校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企业看重员工教育背景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合理解释,为不同所有权性质、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合理任用高管、促进企业创新、推动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 潘红波周颖陈世来
- 关键词：国有企业企业高管
- 《劳动合同法》、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被引量：73
- 2017年
- 本文分析2008年《劳动合同法》是否会降低企业投资水平,并在宏观层面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对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较弱;但是会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而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时这些效应对民营上市公司存在一个"阵痛"期。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劳动合同法》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经济投资占比高、民营经济提供就业多的区域。这表明,相对于具有雇员软约束的国有企业,以强化员工保护为目的的《劳动合同法》会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进而拖累中国经济增长。就政府政策而言,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政府需要制定一些替代性的政策,以对冲《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增加的雇员负担。
- 潘红波陈世来
-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产权性质劳动密集型行业经济增长
- 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被引量：82
- 2022年
-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资管新规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企业半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投资显著增加,表明强化金融监管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从而支持监管有效观。进一步检验发现,资管新规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及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压缩金融投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资管新规发挥这种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此外,资管新规对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都发挥了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但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较多的企业。本文为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初步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为进一步释放金融监管的制度改革红利,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 李青原陈世来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