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松美
- 作品数：46 被引量：89H指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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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领域：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文化科学政治法律更多>>
- 创新以经世:康有为对《孟子微》的诠释被引量：1
- 2005年
- 康有为的《孟子微》以诠释《孟子》为契机,呼应时代,吸纳"西学",既努力尝试复归原典,更积极致力于哲学创新,"裂山泽以辟新局",引领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冲出封建循环怪圈而迈向近代,在古今递嬗的转折时期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 朱松美
- 关键词：经世《孟子》哲学创新呼应怪圈
- 知天以知人——道家哲学对生态保护的启示
- 道家哲学挺立于号称"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老子》以理性的"道"率先宣告了上帝世界的倒塌,成为照亮哲学王国的第一抹阳光。"道"的理性呈现,以生成的、联系的宇宙观,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奠定了理论基础。而"道"的法则,为人类...
- 朱松美
- 关键词：道家哲学
- 文献传递
- 对朱熹君权制约论的历史性考察
- 2004年
- 君权制约问题与君主集权相伴而生。中国封建社会君权制约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道德规劝,一是灾异谴告。朱熹"理欲二分"、"以理制欲"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制约君权,这是朱熹在宋代君权进一步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对传统"道德规劝"和"灾异谴告"君权制约理论的继承、综合与升华。
- 朱松美
- 关键词：历史性理欲观目的性
- 刘歆“助莽篡汉”再议
- 2019年
- 刘歆"助莽篡汉"的说法自两晋以来渐次强化,至康有为而达鼎盛。钱穆等虽有辩证,但多流于片面或静止的思考和分析模式。需知,历史事物往往是动态的,而历史现象又往往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动态和复杂思维分析历史事物和现象。王莽从辅汉到篡汉,其野心渐次昭彰。而刘歆对王莽的态度也随之相应变化:从辅佐、内惧而走向背离。以王莽"居摄"为界标,之前,刘歆倡立古文、扼制谶纬、发明五德终始等辅莽助莽乃至媚莽的行为都是为了"助莽安汉"。之后,随着王莽篡政野心暴露,刘歆也由助莽到"内惧",最终走向背莽叛莽。从刘歆生平及其与王莽的关系变化看,刘歆"助莽安汉"是真,"助莽篡汉"是假。至于刘歆的理论和行为被王莽假借用以篡汉,则并非刘歆本意。毕竟,主观"故意"与客观"非故意"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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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被引量：3
- 2004年
-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 ,综合汉学与宋学 ,创新儒家经典 ,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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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道家“身为物累”的历史性诠释
- 2010年
- "身为物累"是人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它在春秋战国特定时期的凸显引起诸子百家,特别是道家的关注、焦灼与困惑。今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及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总结,为我们有效探索和科学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它的本质是人的异化;私有制是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它与私有制相始终,但在整个历程中并非维持始终衡定状态,在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往往会特别突出地表现出来;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双重的,即既可促使个体和社会的发展,也可使个体幸福和社会发展误入歧途。以历史主义与道德主义辩证统一观,既看到它存在的历史客观性,又以法制与道德相结合的手段防止它的肆意泛滥,达至终极个体幸福与社会至善,是对待这一现象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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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及其时代性分析被引量：3
- 2005年
- 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是既借助经典诠释创新哲学体系,又尽量重视古注,追求本义;前者是对时代的呼应,后者是对经典的尊重。由此在诠释实践中弱化了“本体”与“方法”的紧张,强化了“原意”与“用心”的统一,发展了中国特异于西方的诠释传统。
- 朱松美
- 儒家“道问学”精神的延续——兼论戴震对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继承超越被引量：2
- 2006年
- 由朱熹的“格物致知”,到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返身内求”,再到戴震的“察分理”,儒家的求知理论在发展中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朱熹试图努力将原始儒家的“道问学”精神以及“格物”之路推延下去,但结果却是陆九渊、王阳明“尊德性”精神及“内求”功夫的崛起。明清之际,戴震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但在批判之下却恰恰接续了朱熹的“格物”理论,并由此推动了中国近代科技思想的深入发展。
- 朱松美
- 关键词：儒家道问学格物致知
- “和而不同”与全球视野下文化的现代化
- 历史上,由于不同民族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体制等因素各不相同,不同的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民俗心理、观念信仰等,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各不相同的文化,也由此而体现了世界文化的...
- 朱松美
- 文献传递
- 《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被引量：2
- 2016年
-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
- 朱松美
- 关键词：文化创新《左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