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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运汉先生访谈录: 2014年; 【1】问：黎教授，您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后来在暨南大学从教，先后担任过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中南修辞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出版过《现代汉语修辞学》、《汉语风格探索》、《公关语言学》等多部专著。据我们了解，您在中山大学最早读的不是中文系而是社会学系，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先生您后来是怎样走上语言学、修辞学的研究道路的？答：解放前我读的确是社会学。一年级学习社会发展史课程，其中谈到语言问题，强调了语言运用的重大价值，但是那时我并没有研究语言的念头。广州解放时，我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了朝鲜。1956年，部队首长动员我们要响应祖国的号召向科学进军，我作为部队大学生又重新进人中山大学读书。中山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实力雄厚，当时开办有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那时候虽然正经历着全国院系调整，王力先生、岑麟祥先生调至北京工作，但中山大学还是保留了一大批语言学教授，比如高华年、容庚、商承祚、潘允中、赵仲邑等全国有名的语言学家。我记得入学后的一个晚上，系里举行迎新晚会，语言学教授都参加了，高华年、容庚先生等学者的风度令我们非常仰慕。教授们在我们一年级时就开了=rq语言学课程。他们的人格魅力、渊博的学识让学生十分景仰，我对语言学的兴趣也就自然增强了。二年级开始，中文系就分为语言和文学两个专门化方向。我和当时的同班同学张维耿（现中山大学教授）、程达明向高华年老师了解专门化课程的情况，高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专门化语言学的课程，我就决定以此为学习重点。半年以后，我和张维耿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山大学学生论文集》里面。1958年，我和程达明合写了《大�; 陈昕炜朱岱; 关键词：访谈录汉语修辞学中国人民志愿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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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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