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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婷: 作品数：30 被引量：291H指数：10; 供职机构：香港城市大学更多>>; 发文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香港特区政府研究资助局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更多>>; 相关领域：政治法律经济管理文化科学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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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意愿差异与大湾区廉政合作治理:基于A市与香港的比较研究: 2020年;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社会环境上的差异,既是廉政建设区域间合作的挑战,也是机遇。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腐败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行贿意愿的差异呈现。因此,了解社会环境对行贿意愿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制定行之有效的廉政治理策略,也凸显不同地区之间信息交流和治理合作的重要性。那么,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下,人们的行贿意愿会有怎样的差异?受到哪些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行贿意愿差异的比较研究对廉政合作治理具有什么理论和政策涵义?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2019年在香港与大湾区A城市所作的问卷调查为不同地区相异的社会条件下的行贿意愿差异提供了分析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在行贿场景所预示的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市民行贿的意愿也随之变化。这种变化受到制度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方面的影响。因此,在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社会条件不尽相同、而经济和社会交往又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抑制跨境贿赂是廉政合作治理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肖汉宇公婷劳婕

利益冲突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被引量：20: 2012年; 公共领域的利益冲突指的是与政府官员职务相关的公共利益与私人领域的利益不一致所产生的问题。当官员需要平衡两种利益时,这种不一致就会形成伦理上的两难处境。如果是以损公肥私的方式来解决,利益冲突有可能演化为官员的职业道德和操守问题,其中就包括腐败。从概念上说,利益冲突与腐败有着明确的区分,前者是后者的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通过对中国近年来如何管理利益冲突的研究,本文认为,仅靠自上而下的法规约束是无法有效遏制各种利益冲突乃至腐败问题的,规则是需要理解和诠释的。因此政府官员的自身价值观念非常重要。仅仅有管理利益冲突的规则远远不够,关键在于将规则变成人们的自觉行为。; 公婷任建明; 关键词：腐败廉政建设诚信管理

寻求善治:反腐败的大格局被引量：2: 2020年; 廉政与善治的关系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话题。廉政是实现善治的条件、路径、手段,也是善治是否达成的重要标志和判断标准。廉政对善治的贡献在于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从而实现社会的廉洁、稳定、繁荣和发展。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探讨廉政与善治的关系,以及反腐败工作如何为善治的大格局作出贡献,接着以香港廉政公署的实践为例,具体考察反腐败是如何推进善治的。本文认为,反贪工作既要惩恶,又要扬善,寻求大格局。廉政公署高度重视以规则为基础的路径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路径之结合,这是成功的根本。它既强调法制法规的重要,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大力传导公平、公正、公开等价值元素,在社会上营造人人“思廉”“崇廉”“尚廉”的氛围,从而为实现善治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杨丽天晴公婷; 关键词：反腐败善治廉政建设

腐败容忍度与“社会反腐”:基于香港的实证分析被引量：32: 2016年; 研究关注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也即民众对腐败的接受程度。对腐败容忍度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一个社会及其文化内生腐败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对如何从社会层面自下而上有效遏制腐败,也即"社会反腐",有现实意义。研究以香港为个案探讨腐败容忍度的测量及影响因素。腐败容忍度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整体的腐败容忍度、具体情形下的腐败容忍度和反腐败的行动意愿。基于2015年对香港市民1 025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市民对腐败的容忍度总体上很低。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则显示,教育水平能够显著地降低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此外,腐败经历和年龄也是影响腐败容忍度的重要因素。; 肖汉宇公婷; 关键词：反腐策略

何谓反腐败的成功?——理论与实践被引量：4: 2018年; 虽然学界关于腐败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很少有研究深入地探讨什么是成功的反腐败。本文首先区别了反腐败成效与反腐败措施之间的差别。反腐败成效指的是反腐败改革的产出或者结果,而反腐败措施则是指反腐败的投入。区别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在于:虽然反腐败措施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是如何定义反腐败成功却有着大致共通的标准。我们认为,反腐败有其逻辑规则,必须做到多维度的治理、全方位的参与以及深层次的预防,只有在这三方面达标的腐败治理才堪称成功。我们的分析主要基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验,通过以上所述的'三维'框架探讨成功反腐的关键因素。; 公婷杨丽天晴肖汉宇; 关键词：反腐败反腐败措施

控制型问责可否有效遏制避责行为?——基于官员行为与制度规范的内在逻辑分析被引量：3: 2022年; 建立和完善问责机制是确保公职人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严厉的问责会导致“问责悖论”,即问责愈严,避责倾向愈趋严重,但问责和避责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通过内容分析法将避责分为三类,即回避责任、推诿责任和异化责任,并对三类避责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然后基于869名公职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对问责和避责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以监督和惩罚为特征的“控制型问责”对这三类避责的作用和影响不尽相同。控制型问责虽然可以遏制回避责任这类直接忽视和敷衍责任的行为,但助长了异化责任这类更加隐蔽的避责行为。因此,要解决避责问题,不能一味关注问责力度,关键在于针对避责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设计合理的问责机制,明确职责要求,有效激发官员责任意识。; 涂文燕公婷

腐败“零容忍”的政治文化——以香港为例被引量：36: 2012年; 本文旨在探讨一个研究文献中较少注意的问题——对腐败"零容忍"的政治文化。笔者认为,公众对腐败的容忍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反腐败的成效。在对腐败容忍度较低的社会,由于腐败的法律风险和道德成本太高,人们一般较为自觉地遵守法律,拒绝贪腐。相反,如果社会氛围偏向容忍腐败,就可能为腐败者营造安全感,使其无所顾忌。香港具有丰富有效的反贪经验,被各国政府视为反腐败的成功典范。除了拥有一个强大的和独立的反贪机构以外,社会对腐败的低容忍是其反腐败成效卓然的另一重要原因。笔者于2010年至2011年间在香港一千余名大学生中进行了腐败容忍度的问卷调查。统计数据表明,受访者对腐败容忍度普遍较低。分析结果同时也显示,非正式制度对于容忍度的影响较之正式制度更为明显。本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于,它不仅说明香港为何成为全球最廉洁的社会之一,同时也揭示社会参与对遏制腐败的重要作用。; 公婷王世茹; 关键词：腐败零容忍

腐败的非制度根源被引量：2: 2013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的表现方式、形成路径、寄生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时期发动群众斗争官僚的尝试，以政治性悲剧的方式宣告其失败。而1978年之后建立的纪委与监察系统，以及1990年代中后期推进的“依法治国”策略，也都未能改变“越反越腐”的官场之怪现状。当代中国腐败的发生逻辑，既不能用文化论解释（东亚裙带文化），也不能套用经济性解释（资本俘获公共权力）；而其解决之道，既不能依赖“加大力度”的整风式治理，也不能指望“群众来信”与“微博反腐”能真正改变现状。; 公婷周娜; 关键词：腐败逻辑毛泽东时期

不公平感与反腐败效能感——什么塑造了个体对反腐败的态度?: 前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已做了三十余年的努力,试图通过运动反腐、严厉惩办和制度建设等多种方式控制和预防腐败。学界对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成效评价不一。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尝试取得初步成效。有些则认为他们只是隔靴搔痒,甚至认为这...; 李辉公婷肖汉宇; 文献传递

腐败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基于2009～2013年526篇SSCI文献的综述被引量：24: 2016年; 文章对近年内英文SSCI期刊上有关腐败问题研究的国际文献进行了综述。根据“corrupt＊”和“bribe＊”两个关键词，通过“Web of Science”．我们选取2009～2013年间发表在经济学、政治学、规划发展、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商科、地区研究、公共行政和社会学等八个领域的526篇与腐败相关的论文作为样本，讨论腐败研究中的五个理论问题，包括腐败的定义和测量、腐败与经济发展、腐败与社会公平、腐败与政治制度，以及反腐败的成效。同时也讨论了这些论文的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方式，以及这些研究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肖汉宇公婷; 关键词：腐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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