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利丹
- 作品数：8 被引量：23H指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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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文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更多>>
- 相关领域：政治法律更多>>
- 行政组织法的功能拓展及其制度设计被引量：11
- 2012年
- 传统行政组织法在行政主体理论范式下,以控权为核心,主要解决行政诉讼被告、职责职权如何锁定等主体合法性问题。随着社会功能的分化和自治能力的增强,传统行政组织法必须自我增量,行政组织法亦当发挥作为推进纵向分权、横向分工、行政与社会分权的符号与工具的功能。当前,面临现代国家行政任务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行政组织法还应当关注各种行政组织形态的基本样貌及其类型化特质,并从事其与特定行政任务之间匹配性、关联度的研究作业。公共行政组织的合法化、最佳化(正确化)构建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
- 朱新力罗利丹
- 关键词：行政组织法控权分权
- 论法院发展的行政不作为受案范围——基于对47份民政类行政裁判书的经验研究
- 2012年
- 对47个民政行政不作为案件的经验研究表明,法院最终可以以"合法权益"为依归受理不属明列范围内的行政不作为案件,但类型上仍参照明列可诉行为的形式和内容。受理后,受案范围几乎不会成为案件审理的争议焦点;但对于驳回起诉的裁判,法官说理不充分,上诉率极高。根据经验研究所得,为保障法律应有的包容性和稳定性,增强司法裁判的说理性和实效性,行政不作为受案范围的规定应采取一般条款模式,并不再保留不周延示例类条款。
- 罗利丹
-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受案范围
- 裁量基准本土化的认识与策略——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例被引量：8
- 2015年
- 面对"裁量基准潮"兴起的客观法现象,实务界以肯定的态度积极推进这一制度的建设,并视其为行政改革的重要符号。而理论界因继受大陆法系关于裁量基准的基本理论,又囿于行政行为形式论的认识视角,无法全面地认识裁量基准在实践中的实际形态和功能。从裁量基准本土化的策略出发,应将裁量基准置于转型时期行政法治背景之下,将其作为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和功能意义上的制度来考察,同时应正视中国式裁量基准向成为整合各种裁量控制技术载体的发展创新。
- 朱新力罗利丹
- 关键词：裁量基准行政处罚
- 直面法律解释技术——读强世功《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
- 2008年
- 本文收录的是几位作者阅读强世功《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一文后的直观感受和深入思考。各分篇从该文的立意、结构、内容、论证方式到法律解释技术本身、各解释方法的作用序列、焦点事案在中国法治语境下的解释进路都作了阐述,以期在法律解释话题上分享不同的视角和体会。
- 陈无风黄勇斌鄢超罗利丹万成兆
- 关键词：法律解释
- 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转型升级——以浙江为例被引量：1
- 2020年
- 进入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形势和新变化。在法治政府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动力机制上,法治政府建设面临从政府自我革命到党政合力推动的转型,形成党委领导、党政同责、各方参与、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多元动力机制。在法治政府建设的理念和目标上,数字政府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新增长点,在数字政府理念和架构的支撑下,转型升级后的法治政府将在政府职能转变、行政决策模式、信息公开理念、事中事后监管方式、权力监督体系等方面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法治政府建设的评估标准和方式上,分散化的地方法治政府评估向具有引领性、示范性、统一性的国家评估体系转变。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需要对理念、机制、工具、手段、方法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变革的基础上开启转型升级之路。
- 罗利丹
- 关键词：法治政府数字政府
- 上级错误命令执行的责任风险及其规制
- 2014年
- 《公务员法》第54条没有彻底破除公务员执行上级错误命令所面临的困境。由于违法性阻却事由出罪功能的虚化、行政行为无效理论的非制度化和"明显违法"标准的多元化等制度因素,第54条就上级错误命令执行后的责任分配设计无法有效遏制上级错误命令付诸执行这一问题。第54条的异议程序即使经改进也受制于责任机制、行政成本、考核制度等深层因素,无法发挥激励公务员主动审查上级命令的功能。相对于针对该问题的直接规制措施而言,政府层面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内部检举制度、现代绩效考核制度、公正委员会制度等间接规制措施更能有效降低公务员的责任风险。
- 罗利丹
- 关键词：公务员法程序规制
- 构建“法治浙江指数” 助推法治浙江建设
- 2021年
- 构建"法治指数"指标体系作为健全法治浙江建设的推进机制被写入《法治浙江建设规划(2020—2025年)》,对浙江法治评估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法治浙江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央精神与浙江实际;构建指标体系群组,增强指数建构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发挥内部评估、第三方评估(专家评估)和公众评估不同优势,合理安排评估主体和方法;兼顾指标体系逻辑性、集成性与操作便捷性、数据化,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注重被评估主体之间的可比较性,最大可能降低区域差异带来的结果偏差。"法治浙江指数"的运行应专班运作,并建立实施信息发布机制、评估人员回避制度和结果告知申辩机制等程序装置,改善"法治浙江指数"指标体系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加强对"法治浙江指数"的"再评估"和"法治浙江指数"公共数据的开放和利用,提升"法治浙江指数"的效用。
- 罗利丹王崟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