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震惊全球的“反应停事件”水落石出之后,世界各国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先后开展了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将临床药理学和流行病学相互渗透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药物流行病学,将上市后的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纳入其中。然而,在上市前的临床试验中还会涉及到安全性问题和许多非预期的药物不良事件,甚至暴露出不少有关伦理学的问题;其次,在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中会进一步察觉到其监测的范围不应仅限于临床治疗药物,而应扩大到所有应用于广大公众的传统药(包括中草药和其他民族药物)、营养品、血液制品、生物制品(包括疫苗)和医疗器械(材)等。因此,有人于20世纪末提出了“药物警戒”这个新术语。它把监测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与预防和治疗有关的物质,并将医疗器械也纳入其中,从而将被动的监测转变为主动的警戒,以防患于未然。笔者通过学习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The Importance of Pharmacovigilance Safety Monitoring of Medical Products》所获得的肤浅认识结合我国国情试作探讨。
在震惊全球的“反应停事件”水落石出之后,世界各国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先后开展了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将临床药理学和流行病学相互渗透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药物流行病学,将上市后的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纳入其中。然而,在上市前的临床试验中还会涉及到安全性问题和许多非预期的药物不良事件,甚至暴露出不少有关伦理学的问题;其次,在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中会进一步察觉到其监测的范围不应仅限于临床治疗药物,而应扩大到所有应用于广大公众的传统药(包括中草药和其他民族药物)、营养品、血液制品、生物制品(包括疫苗)和医疗器械(材)等。因此,有人于20世纪末提出了“药物警戒”这个新术语。它把监测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与预防和治疗有关的物质, 并将医疗器械也纳入其中,从而将被动的监测转变为主动的警戒,以防患于未然。笔者通过学习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The Importance of Pharmacovigilance Safety Monitoring of medical Products》所获得的肤浅认识结合我国国情试作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