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2BDJ024)
- 作品数：10 被引量：9H指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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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被引量：1
- 2015年
-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公共医疗状况在解放前极其恶劣,各种疾病广泛流行。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卫生事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了巨大的帮助]逐渐改变了西南民族地区这种落后的卫生状况。
- 王璐璐
-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卫生事业
-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主体地位的历史演变——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分析被引量：2
- 2013年
- 新中国成立之时,农民在政治、经济、婚姻等诸多环节上实现了平等,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体现。不过,伴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开展,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并没有完全实现。集体化时期,在国家与农民共存的同时,农民与公社的对抗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最终导致了集体公社的解体。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连续5年的一号文件给"三农"问题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机遇并未转化为发展的成果,农民的主体地位仍未充分得到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虽然社会各界都对"三农"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并未落实到具体的行动,或者说具体的行动存在着与农村实际相偏离的一面。因而,目前仍需要强化对农民主体地位提升。
- 李飞龙
-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主体地位
- 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农村婚姻结识方式的路径分析(1950—1980年代)
- 2013年
- 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农村的婚姻结识方式基本上有四种情况,即包办婚姻、媒人牵线、中间人介绍、自己结识。从上海郊区、河南省潢川以及黑龙江的下岬村的个案比较可以看出,自己结识配偶的比例都呈上升趋势,但比例不高;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结识方式差别比较大;男女的相识途径并不仅仅依赖经济的发展;男女相识的途径并不是单线发展的,而是互相交织的。中国农村的婚姻结识方式的发展路径体现了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之间的博弈关系。
- 李飞龙
- 关键词：农村婚姻婚姻自由
- “封建剥削”抑或“民族压迫”:近代民族地区农家致贫因素再讨论——以苗疆为例被引量：1
- 2015年
- 近代以来,围绕农家贫困的原因就一直争论不断,苗疆可为此讨论提供民族地区的例证。清以来,在苗疆经济曲折发展的背景下,近代苗农生产生活的贫困状态已经日常化。在致贫因素中,苗疆内部的阶级矛盾并不突出,土地的占有相对分散,地租的剥削并不严重,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谐。相反,外部的异族压迫和政府盘剥才是苗民贫困状态日常化的主要原因。
- 李飞龙
- 关键词：苗疆农家经济
- 危机中的变革:大跃进后国家形象的重塑——以国家企业与农民的关系为中心被引量：1
- 2012年
-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家与农民关系上,农民所面对并不是抽象的国家权力与国家形象,而是代表国家权力和利益的实体。从个体上讲,农民所面对是半行政方式的乡村基层干部;从机构上讲,农民所面对的是国营商店、信用社、供销社等国营和集体企业。后者则是文章所概括的国家企业,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载体,大跃进高潮时国家形象一度受到严重影响,为了缓解这种危机,国家对国家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缓解了大跃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基本达到了国家形象重塑的目的。
- 李飞龙
- 关键词：农民供销合作社
- 国家权力的转型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
- 2014年
- 进入21世纪,国家权力转型特征十分明显,不仅是权力结构科层化程度增强,更是社会群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逐渐成为左右执政党方针政策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和完善,民主化因素的增强都给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此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不断调节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新型的互动性国家政党关系基本建立,由此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服务型和创新型政党的发展。
- 王璐璐李飞龙
- 关键词：国家权力政党建设
- 土改后的农民经济(1951-1954)被引量：1
- 2015年
- 通过土改和财产的再分配,使以往无地少地的农民成为独立的自耕农,从而具有从事农业再生产的能力,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加之国家力量的援助,土改后的黔南农民经济保持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具体到每一个阶层,其农户经济和劳动心理又有很大差别。实际上,甚至每个小农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都是根据其所处的客观环境作出,在政治安全、经济利益、社区道义等诸多因素中进行权衡。
- 李飞龙
- 关键词：土改农民经济阶层
- 国家权力与农村私人生活领域的变革(1949—1978)——以农村婚姻的解体为考察中心被引量：2
- 2012年
-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权力不断地渗透到农民的私人生活领域。婚姻问题作为私人生活领域的重要方面之一,《婚姻法》的宣传和执行、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逃荒等都体现了国家权力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干预。在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下,国家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农民极低的生活水平和繁忙的劳动,加之复杂的婚姻调节机制,使得农村的离婚率保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线上。直至改革开放,私人生活领域才日渐被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
- 李飞龙
- 关键词：私人生活离婚农村
- 人才开发、权利保障与反贫困——基于贵州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县的经验分析
- 2014年
- 西奥多·W.舒尔茨和马蒂亚·森认为,不断提高落后地区劳动者的素质和权利保障才是解决贫困的关键。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在贵州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县的表现都十分突出。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的贫困问题因为面积大、程度深、人口多而一直备受关注,贵州同是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县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就有36个之多。因此要持续完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构建民族地区反贫困的法律保障机制。
- 李飞龙
- 关键词：人力资本权利反贫困
- 耕牛、国家与民俗:合作化运动中对“吃牯臓”民俗的改造被引量：1
- 2015年
- 耕牛是传统农村社会最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因此,禁止任意宰杀耕牛也成为"农民诸禁"之一。尤其在合作化运动中,国家对农村中宰杀耕牛的现象更加敏感。而新中国成立以后黔南地区的第一次"牯臓节"恰巧就发生在合作化运动的1954到1956年,考虑到民族地区政策的特殊性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照顾,更使得民族地区的宰杀耕牛问题纷繁复杂。"吃牯臓"会造成粮食和生活用品的消耗,宰杀牯臓牛会破坏农村生产,这种有悖于国家"爱国增产节约"和合作化运动的行为肯定会受到来自外力的限制。为此,国家通过重塑乡村权力结构、引导小农理性思维,以及强大的政治性压力等策略和手段试图对"吃牯臓"进行治理。
- 李飞龙
- 关键词：耕牛民俗合作化
